傅聪回忆：“我上次见她，她说最近特别喜欢德沃夏克。在我看来，德沃夏克其实是人情味最重的作曲家。”丁伟志对记者形容道：“你现在看见杨绛会很惊讶，你看她这样高龄，头脑仍是清清楚楚，而且写很小的字，手一点都不抖，走路都不需要人扶，脚步很轻捷。”
今年2月23日，张佩芬突然接到杨绛一个电话。
“因为她只懂英文和法文，不通德语，偶尔也会找我帮忙，她把字母念出来，我记下来查，查好后我给她回信，她收到后第二天马上就电话回我道谢。”
“她有说在写什么吗？”
“我不敢问她，之前问过，她会不高兴的。《走到人生边上》出版前一两个月，问她写什么，她说还忙着，还在写，不肯说写什么，后来就出版了。”
“那她请教您的德文是什么内容呢？”
“像绕口令似的，没什么意义，拆成单独的词语就是单独的意思，猜测不出来；也许她还在翻译，可能是她翻译的书里面碰到的德文词；也可能是她在整理钱先生的笔记。”
“挺好的。”那通电话中，提及近况，杨绛也只说了这仨字；她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，“即使带着助听器也听不见”；小辈们笑称，跟她打电话就是她的“一言堂”，别人问什么她也“答非所问”，所以只能在《走到人生边上》写下“一连串的自问自答”。
据张佩芬回忆，杨绛所寻德语共18个字母，一口气读完，好似一个拗口的游戏，倘若加以分割，便是3个独立的单词——给予，赠与了，已经离开了。
